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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代哲学家、现象学家瓦尔特·施瓦德勒(Walter Schweidler)教授来我院讲学

发布时间:2018-09-12

报告现场:

 

德国当代哲学家、现象学家施瓦德勒教席教授2017年10月起被聘为四川大学高端外籍教授。继去年施瓦德勒教授成功讲学活动之后,新学期伊始,施瓦德勒教授携带着全新的思想和讲稿内容,再次来到川大讲学。2018年川大系列讲课于9月6日下午三点在公共管理学院行政楼311会议室举行,我院哲学系贺念副研究员担任现场主持、翻译和讲解。


报告内容:


第一部分:

 

施瓦德勒教授的演讲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施瓦德勒教授首先回顾了源自于康德的对消极自由概念与积极自由概念之间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在当下关于自由话题的讨论中的种种变化和引起的争论。消极自由指的是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而积极自由则是指自律,也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建立法则。

施瓦德勒教授首先肯定了消极自由对于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之可能性的奠基作用,并且解释了以赛亚·柏林为什么尤其强调消极自由的地位。但消极自由更多地着眼于个人权利与幸福不受干扰,它始终预设了某种对“个人”、“人格”的理解,而如果当我们提到“人格”时存在着一个我们希望标出的人性的基本性质的话,那么,这个基本性质就是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能力:我应该有什么样的趣好?这是一个查尔斯·泰勒所谓的“自我完成或自我实现”的问题,由此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积极自由的概念。

泰勒对讨论的贡献尤为重要,他对自由论题之争给出了一个存在论的转向。他所提出的“机会”(opportunity)与“实行”(exercise)之间的差别而非同一主体的独立性与强制性之争才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争论的更为根本的基础。对于机会概念而言,自由在于选项之间的抉择;而对于实行概念而言,自由在于实行一个人的生活形式的切己际遇(chance)。施瓦德勒教授举例道:“我会说法语和英语,但不会说汉语,说汉语这种可能性对我来说只是外在的、逻辑上不矛盾的选项意义上的可能性,它与我当下切己的现实生活无关;但说法语和英语却是我本己的可能性、我自己的生活形式的一种实行。”“管控自己的生活”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即积极自由)与无穷多的、外在的、抽象的、作为选项的可能性毫无关系,它并不与“独立与他人意志制约”的主张矛盾,相反它是后者的必要补充。

这种“自我管控”正是查尔斯·泰勒与以赛亚·柏林关于自由话题争论的中心。而柏林声称:必须有一种集体形式的自治告诉人们他们的真实自我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种自治必须通过克服个人需求和对消极自由的自私主张而赢得;泰勒则认为这种自我实现的自由观可以应付以上的危险,并且才真正解释了“人为什么应该是自由的?”这一根本问题。

 

第二部分:

 

施瓦德勒教授回顾第一部分争论的背景是为了在转向对目前政治自由概念的探讨时赢得更丰硕的成果。最近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批评引起了大量讨论,施瓦德勒教授在这一部分中阐明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辩证法”。

如果自由在于选项之间的选择,那么自由这个概念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了“比较性”这一维度。如果自由是在所给出的选项中选择一个,那么我所拥有的选择范围的扩展就是对我的自由程度的强化。而如果这种自由是政治合法性的原则,那么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这种“比较性”的影响。所以,一个不能给我带来更多选择的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减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将依赖于政府的能力,即提升我在社会竞争中的地位的能力。施瓦德勒教授把对应于自由的比较概念的态度称为“可选择主义”。一个持“可选择主义”态度的个体将会把自己认同于“至少有权选择去做所有社会中的其他人有权选择做的事”的权利。他人的(外在的、抽象的)选择而非定义我自己生活的(切己的、已经且还要实行的)生存可能性成了个体生活的指南。以上的政治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异化”就是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辩证法”的体现。

施瓦德勒教授接下来顺着“切己的生存可能性”这个概念提到了西塞罗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本性”(nature)和源于斯多葛派传统意义上的“本性”所作出的区分。前者是不同个体固有的基本形式;后者即每一个人类个体都试图去实现的生活的不同方式,并且一个通过复制别人而去除了自己本性的人将会错过这种方式。施瓦德勒教授认为赫尔德、尼采、克尔凯郭尔这些思想家都已经接纳了后面这条思想脉络,保罗·利科也把思想纳入“叙述性认同”这一标题下,成为政治伦理的坚定原则。施瓦德勒教授在此给出了自己的论点:“正是一个人根据他的个体本性去生活的切己际遇(chance)最终保护我们免受——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个人层面的——选择主义的致命后果,并使我们能够在不落入抽象的个人主义的陷阱中的情况下将自由理解为政治伦理的普遍原则”。

施瓦德勒教授接下来梳理了以Patrick Deneen为首的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观点的批判。并着重强调了由Deneen所指出的一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变成我们心理上和生存上的构建逻辑的东西,亦即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一开始就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无限竞争的逻辑。“如果我们不跑到非常顶端,剩下仅有的选择就是失败的无底深渊……”如果我们相信只有这两种选择,那么所有其他人都是竞争对手,唯一能够依赖的人是我们自己。自然和文化的纽带及其界限本来能够成为一个公共的合作性的生活的引导线,却变成了我们必须试图从中解放我们的压制着我们的对象,我们唯一的合作伙伴是国家。所以,在自由竞争主义的条件下,我们所有人同时变得更加个人化和国家化,而这一点被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所具备,当然包括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所有‘古典’和‘激进’的自由主义都在一种从地方、传统、文化和任何未经选择的关系的限制中摆脱出来的个体的解放中为先进的自由主义奠基”。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的主张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只有自己可靠,他人是竞争者,文化是限制自己发挥的对象,国家是朋友。

施瓦德勒教授指出:为了过上我的“自由生活”:比如试图成为一个护林员、一个教师,为此我必须理解什么是一个好的护林员、一个好的教师,并且我只能在我文化的界限内和我所居住的社会中找到这种理解的规定。但从17世纪一直到今天,自由的普遍主义一直在忽略和拒绝这一点,并以这种方式演变出越来越多的反文化原则。施瓦德勒教授引用了Deneen所刻画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反文化现象所依赖的三根支柱:第一,对自然的无止境征服,以至于自然被制作为只有通过取消人性才能拯救的独立对象;第二,一种新的时间经验:没有历史的当下,完全不可知的未来;第三,一种使(各个不同的)地方成为可替代的并丧失具体意义的秩序。施瓦德勒教授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已经把我们对作为政治合法性原则的自由的理解带入到一个不可逃避的辩证法之中的真正原因。


第三部分;

通过以上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批评,施瓦德勒教授想要指出这样一种以效用或有用性为一切原则的社会文化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公民生活的意义和任务就完全以实用的奖励机制为基础。现代社会消灭了奴隶制却支持雇佣劳动,人人“仅仅为他人而劳动”,这可以被解释为对自由公民的某种理性考察的结果,即他们相互被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人的代价,是它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根据这一预设,自由公民的代价在于:公民终身从事雇佣劳动,并有为社会制度做出贡献的义务。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成为如下一个相互奴役制度的成员的压力:在此制度中,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被谴责为某些主人服务,但为了丰富我们的选项的储备,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服务于他人的贪婪。


施瓦德勒教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作为合法性的建构性角色的消极自由为我们开辟了可以采取行动反对这种相互准奴隶制倾向的空间。消极自由允许我们限制他人对我们的要求,并使我们能够追问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自由的目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工作?我们想怎样生活?是什么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任何集体权威都无法回答以上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个人信念和个人决断的事情。但是,它们同样无法由一个孤立个体来回答而只能由这样一个共同体来回答: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已经明白这些问题取决于对“拥有美好和充实生活”对人来说的意义的共同理解。这些问题没有集体的答案,但却必须要有共同的努力,这种努力促使我们每个人能为了他自己而回答这些问题,并从他人的回答中学习到自己的回答对自己的生活来说所具有的长处与不足。

施瓦德勒教授认为这就是泰勒对积极自由的描述中所隐含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积极自由是理解“共同善”的关键,这个术语不是指一个集体目标,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文化背景中的我们理解自己的理想生活的关键。消极自由为我们开辟了追求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但我们只有对自己有所理解才能实现自己,而我们只能在我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共同善”中寻求理解自己的可能性。这不是要让我们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做出权衡,而是说:为了探索和实现自己,我们必须既超越个人利益又超越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施瓦德勒教授认为这就是积极自由所意味的真正替代方案。

 

尾声:

施瓦德勒教授的演讲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演讲结束后,哲学系的同学向施瓦德勒教授踊跃提问。最后,我院师生热烈鼓掌感谢施瓦德勒教授所做出的精彩报告。哲学系的同学为施瓦德勒教授送上鲜花,大家下楼与施瓦德勒教授进行了集体合影。据悉,接下来的两周,施瓦德勒教授还将为我们开设“现象学专题”课程及其其它学术报告,欢迎大家的积极参与。

 

来源:哲学系

撰稿:杨宜天

审稿:熊林

 

主讲人介绍

 

Walter Schweidler(瓦尔特·施瓦德勒)教席教授1957年出生于南德,在慕尼黑大学完成本科到博士学业,学习哲学、神学、法学和政治学。

他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施佩曼(Robert Spaemann)的重要弟子之一,也是德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瓦登菲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哲学教席的接任者,是德国政治哲学(里德学派和人的尊严问题等)和现象学领域的专家。

2000-2009年,施瓦德勒教授在德国波鸿大学哲学系任教席教授。2009年起至今在德国艾希施泰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哲学系任教席教授。201710月起被聘为四川大学哲学系高端外籍教授。施瓦德勒教授同时担任德国著名Karl Alber出版社“现象学”书系和Academia出版社“东西方思维道路”书系的主编。

施瓦德勒教授迄今发表重要论文100余篇,主要著作包括: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概念》(1983)

《形而上学的克服:论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1987)

《精神力量与人权: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与第一哲学问题》(1994)

《好的国家:从柏拉图到当代的政治伦理学》(2004)

《追补不上的:对一种非直接性形而上学的献文》(2008)

《论人的尊严:人格的本源与生命与文化》(2012年,并于2017年在人民出版社中文出版)

著述被翻译成英、法、日、中和西班牙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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