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生产力水平重要标尺的信息流动模式及其对称性，是决定公民参与并建构意见聚合机制的重要变量。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奠基于小国寡民时代信息的对称性，依赖公民的直接“在场”；在古罗马至工业时代广土众民的社会，因信息传递的迟滞与垄断，直接民主难以实现，只能以间接代议方式妥协维系治理效能。当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革命，大大促进了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信息流动，改进了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催化了民主形式的迭代。在实践中，移动互联网消解了地理隔阂，智能算法可将公民个人诉求聚合为结构化共识，区块链技术则保障了协商透明性，这一切变化深度改变了政治与公共生活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数字媒介或平台，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公共问题的讨论和意见表达，促使政府不得不借助智能技术解析这些数据，以前瞻式回应爆炸式的民意输入，从而提升治理效能，由此型构了“智能民意聚合”。智能民意聚合是信息与智能化时代公意形成的新路径，是政府借助智能技术主动获取公民意见的新通道。在智能民意聚合的运作中，公民参与突破了现行的代议制框架直接介入了政策全周期，“政策黑箱”由此被打破，传统代议民主的“代表垄断”转向了公民与算法的“数据共治”。计算民主是技术驱动下直接民主理念的适应性重构，其本质是公民通过从“象征性参与”到“技术性在场”的范式跃迁，实现既有代议民主的优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智能时代的现实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计算民主;信息对称性;智能民意聚合;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驱动政府智慧治理创新研究”（24VRC09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